这里的世患包括一切社会性的症候，世俗和脱俗都在其中，世俗和脱俗都同样未及道，仍然属于俗。

[50]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儒家哲学亦然，例如程朱理学以唯一绝对的天理来说明众多相对的万物何以可能，即其所谓理一分殊。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儒学的上述困境基于对儒学的一种认识，即儒家哲学就是形上→形下的二级观念架构。生活儒学的生活领悟也不是说的主体对某种对象——物或理的领悟，而是一种前主体性的观念状态，即是一种前存在者的观念状态。我曾经分析过：科学与哲学赖以成立的四大预设信念——实在性、运动性、规律性（或因果性）、可知性，其实分别源于生活领悟——存在的领悟、流行（streaming）的领悟、天命的领悟、领悟的领悟。生活儒学关于生活感悟的言说，最集中的表述是在《生活本源论》[19]。另见黄玉顺：《存在·情感·境界——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收入《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72页。

对于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之中的人来说，正是他们的共同生活决定了他们具有共同的生活感悟，这就既决定了书写者、理解者和解释者方面的主观性，也决定了历史文本方面的客观性。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这个大变化的一个主趋势，就是走出佛道的出世精神而回归到儒家的入世精神与经世理念。

因而在儒家的入世观念里，德性是兼涉个人与群体生命，而群体生命的德化就少不了政治。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里，这趋势几乎已有笼罩性的影响。回头来看宋明道学的答案就没有像汉儒那样简单明了。一旦儒家这些维护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渗透入天理或天道的观念，天理或天道的超越性自然被压缩或架空。

因此它含有很强的政治批判性，隐然预示着日后道统与治统的争论与政教二元趋势在宋明儒学里出现。任何人经过上天以道德为标准的选拔，登上这宝位，掌握这神器，就是承受天命，代表天以绝对的皇权统治人世。

但周初的文献已经显示初步的反思性，反映于根源神话(origin myth)的出现。儒家思想这双重趋势有着不同的发展与结局，反映儒家政教关系思想的演变在观念层次上主要是取决于两个因素。所谓明堂是指古代天子的宫室。理在其中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余英时在他的巨着《朱熹历史世界》已有详尽精辟的剖析。如何在儒家思想里助长超越实化的趋势。朱子在这部书里，也是以《春秋》为典范，用春秋的书法与纪年，特别是正统的观念，以扶持尊崇三代以后历代君主的皇权。因此他也是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兼具人王与法王双重资格的领袖。

神源神话(theology)，说明神灵的起源。上帝与人世之间是断层关系。

此外， 康有为在晚清展开的孔教运动也是一个左证。至此天命说的主旨已变成天子承受天命的主要任务不是实现天赋的道德使命，而是法天地。

但我的认可也带有一些保留，因为这个观点，对于儒家政教关系思想主流的发展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仍有其不足之处。从二程开始这个趋势进入北宋的道学，朱子受他们的影响，推波助澜，屡次上奏强调大学之道是人主治国之要津。礼记明堂所报导的不一定是古代王制的实况，而是一种理想。就政教二元的思想发展而言，在宋明理学的两个主要传承，理学与心学里，都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孟的道统应该是由有道德有智慧的圣贤君子承继、主持与传递，这也就是韩愈所谓的师或师道。他才有这样惊人的构想：太学祭酒主持太学，代表天道。是故我在这篇演讲里，特别强调平面静态的观察必须辅以动态纵深的透视。

而同时周公以后的历代君主都被排除在道统之外。如前所述，它在儒家传统中也很有影响。

由此在原始儒家里出现了一个超越内化的趋势，也隐然萌发一种二元权威的意识。每个家族透过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仪式，可以与过去的祖先神灵沟通，并受到他们的保佑与恩泽。

这个政源神话，后来进入儒家的核心思想，特别是关于政教关系的思想。邱浚在《大学衍义补》序里也随声应和，认为大学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

就程朱学派而言，这个例证来自17世纪儒学重镇陆世仪的君师对等的思想。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的阴阳五行思想兴起，渗透面极广，对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他们相对于现实皇权以及皇权所代表的治统或君统，有独立的权威与对等的地位。皇权的吓阻作用只是一个因素。

这个观念自然使人联想到基督教圣经中上帝造人(Imago dei)的观念。这观念是建筑在一种一厢情愿的希望上。

现在看看原始儒家以后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演变。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宇宙王制的基本观念架构内，接受了天道的超越意识与道德意识。

因而殷人对外界宇宙的取向仍然是一元而非二元的。这就是朱熹所谓由上古神圣，继天立极而形成的道统，在朱子的心目中，这圣圣相传的道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传承次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二程。

因为如前所说，在〈皇极辨〉发表的前三年，他提出道统论，把三代以下的君主传统从道统中分出来，似乎有政教二元君师对等的趋向。但他是发凡起例之人，也就是说在基本构想上，《纲目》是他的思想产儿。这种以道势合一、德位合一以及治学合一为典范的观念从原始儒家开始就笼罩儒家传统，一直到朱熹的道统论，仍然奉为圭臬。总之，朱子所开启的儒家政教关系的主流立场，在人极意识的引导之下，把皇极意识吸收进来。

也就是天命说扩大解释，也意谓以天子为代表的政治秩序之外，还有每一个人直接通天的心灵所引生的独立的权威与秩序。这也就是元儒杨维桢所谓的道统，治统之所在也的意义。

但是这种理想加上月令里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很清楚地显示晚周儒家的天命说以及它背后天人合一的观念受到阴阳五行说的渗透浸淫之深。我说前所未有是因为在殷商甲骨文里未曾见过道德意识的字眼。

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朱子承袭这种史观，显然认为后世君主远离道统，是不正常，应该回归三代原始典范的正常，而不能接受治与道分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责任编辑：刘德华)